其实更早几年，IBM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简称IBM)就推出了名为高级案件管理(Advanced Case Management)的司法辅助系统。
第二，人们对某种事物的熟知程度，与其说是由该事物好不好懂所决定，不如说取决于该事物与人们切身利益和需求的关联程度。[6]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刑终41号刑事判决书。
[81]不过，即便肯定被告人所持有的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也难以认定她具有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违法性认识。据此，确信犯和大义灭亲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其二，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谴责性并非自始高于事实认识错误。前者并不是不择手段地断绝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而是试图通过促使行为人复归社会，从而避免其重蹈覆辙。[52]Vgl. Winrich Langer, Vorsatztheorie und strafgesetzliche Irrtumsreglung-Zur Kompetenzabgrenzung von Strafgesetzgebung,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und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GA 1976，S.211。
[16]概括起来，支持违法性认识不要说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法与公众观念的一致性。陈兴良：《违法性认识研究》，《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第135页。这些修辞切中法理或概念要害，生动地展现出法理之生命气息，表达了对思想最崇高的敬意。
而除此之外，法的概念与价值归属于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法律方法与法与社会的部分，则分别以法教义学(theory of law)和社科法学(theory about law)两大阵营的学术论战而展开。[20]张文显：《法学教育中的科学研究》，载《张文显法学文选》(卷十)，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可盼的是，这部清新法理学教材会伴着法治中国的节拍，弹奏起法理中国的启蒙之歌，而中国法理学也将在良法善治的实践中，开启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于是，一部成功的法理学教材，不能是乏味的普法指南，也不能是高深的理论著作，而应该成为法学的思维导图、法理的漫游笔记和思想的艺术素描。
三是教材本身的论证结构与中国法理思想的完美结合。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45]Jules Coleman, Scott Shapiro,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译本参见[美]朱尔斯•科尔曼、斯科特•夏皮罗主编：《牛津法理学与法哲学手册(套装上下册)》，杜宴林、朱振、韦洪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五、结语 这便是迎着六月骄阳而诞生的第五版《法理学》教材，双子座的双重性格也极巧妙地衬托出这部教材的特质，即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和谐共生。[24]李步云：《论法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这样，法律行为就成为统合民法法律行为和广义上的法律行为的一般法理。
其中，其他参考文献部分又根据教材体例区分了一般参考文献、分编参考文献和部门法哲学参考文献，满足了不同的阅读需求，是打开法理幽径的密匙。本次教材修订，是在深入分析建国以来法理学教材的变革历史、广泛调研各高校法理学教学实践、多方面征集师生课堂教学意见的背景下启动的。(二)观照与反思相栖锤炼科学品质 法学之科学性并不是一种自然主义的馈赠，而是法理自身的品质与属性。新版教材立足于法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既架起了部门法殊理与一般法原理的桥梁，又促进了跨文化公理、通理和殊理的有效沟通。
法学与法理学导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形成和发展法的本体(或概念)论法的价值论法的方法论(或认识论)法与社会等，是国内法理学教材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法理学学界共同的理论结晶，这些均在新版教材中得到了传承和深化。(二)古今与中外碰撞迸发法理灵光 第五版《法理学》教材借法理之镜窥见到中外法律思想深处的共同基因，演绎出古今经典学派学说的理性之歌。
而对这些问题的争议和回答，往往充斥在古往今来的各种著述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荀子、韩非到哈特、德沃金、阿列克西、沈宗灵、孙国华，法理学思想的贡献者和论述者，以特定的法言法语提出了法理学的真知灼见。此外，作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指定参考教材，它保持了教材本身的权威性和适应性，成为学生自学和考试的必读教材。
再次，它在吸收国内各高校授课教材亮点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凝聚了共识。与这三种对象相应，也就产生了三种思维，即规则模式的法律思维、依法而治的法治思维和良法善治的法理思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4]与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15]均强调了法的实施的重要性。[14](明)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从知识谱系来看，教材将法的概念、原理、逻辑、体系融贯为一体，又将数据、案例、法条、阐释、论证建构为整体。
类似的一般性法理还有：权利行为，法律责任，严格责任原则，制裁，等等。同时，在法律推理中，新版教材加入了权利推理，在以法律思维为主体的推理中植入法理要素，使推理具有良法善治的合目的性，具有浓厚的法理思维韵味。
同时，为了更加突出法理学以法理为研究对象，新版教材删除了许多与部门法基础知识重复的部分，比如关于立法体制和程序的介绍，而强调了立法原则及其关系，真正体现了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并借助法理保持了与部门法的内在关联性。如果说思想离开了修辞就不能存在，那么修辞没了思想也就丧失了价值。
[6]法理存在者就是法理学教材和研究中的概念、命题、论述等。正是在这些反思的基础上，法理才得到了科学性证成和批判性创新，法理才愈发分享真理的光芒。
正是法理在不同层次、不同适用范围上的划分，一方面明晰了不同法理之间的界限，克服了模糊性和矛盾性，另一方面则增强了不同法理之间的沟通，使法理之间建立起科学的联系，甚至促进了法理体系的构建。[52]法理泛在的新版教材处处闪现反思精神，比如对中国当代法学体系缺乏全球化思维的反思、对党大还是法大伪命题的反思、对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反思、对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观的反思、对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反思、对法的效果大于法的安定性的反思，等等。法理不但从内容上概括了法理学论述、命题、范畴等的共同内涵，而且从时空向度上凝聚了古今中外法理学论题的最大共识。2017年夏季刊载于《清华法学》中的一篇五万字长文《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4]，以高屋建瓴的哲学洞见和切中肯綮的时代反思，提出法理学就是‘法理之学，以‘法理为研究对象[5]的观点。
而构成教材的理论板块，法理体现目的之善，法律体现手段之善，法治体现状态之善。它兼容并蓄、与时俱进，为法学、法理学、法治理论之成长提供了思想沃土，它博采众长、集思广益，成为中国法科学生问学、治学、成学之门径。
教材不仅在理论立场和方法论上高擎着马克思主义真理旗帜，而且在阐释法理的细节中也传递着真理的厚重与时代的生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在教材中得到了生动诠释。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这样，新版教材就以概念的形式完整呈现了法的思维图景。[52]邱本：《如何提炼法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第9页。
[5]前引[4]，张文显文，第5页。例如，相较于教材第四版，在法的制定法的实施两章，本版删去了与立法法、行政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学科重叠的知识内容，而是更加强调了对概念范畴的理解、对法律运行原则的论证、对宪法法律权威的阐释，法理色彩更加浓厚。例如，它专节论述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将其概括为以人民为主体、以公正为生命线、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三方面，正是在考察中西方多元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去伪存真、权衡利弊、科学论证后的结果。同时，教材第二十一章法的基本价值在论及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时，在原有维护阶级统治秩序维护权力运行秩序维护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之上，又增加了建立和维护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再次彰显了全球化时代对秩序的新理解。
实践产生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升华实践。从微观上看，权利义务均是法的基本范畴，但教材在论述二者关系时，特别指出了权利在当代社会中具有价值上的主导性，强调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这也是权利思维的一个显现。
这些穿越时空的格言如翩翩起舞的蝴蝶，飞扬在文字中，字字珠玑、句句铿锵，自然而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在影响教学的诸多因素中，教材本身的内容、体例和设计是很重要的方面，编者既要科学把握教学的客观规律，使教材符合人们基本的认知规律和学科要求，又要精准参透学生的实际需求，在教材与学生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
法理存在者也被有些学者称为法理载体，概念、格言、法谚、命题、论述等都是承载着法理的载体，但不是法理本身，因而如何从这些载体中发现法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在体例上，新版教材在体系和框架不作大改的情况下，借鉴了一些新颖的编排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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